以經濟結構調整應對金融危機

　　周劍初

　　在當前嚴峻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和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央高層日前強調，面對不利的國際經濟環境，要在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中提升發展水平，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緊緊圍繞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實現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良性互動。盡管如此，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仍非常突出，主要是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比例失衡；農業基礎薄弱、服務業發展滯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的局面尚未改變；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等，結構調整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應當承認，近年來，雖然我國經濟的總需求比較旺盛，但內需所占比重在逐年下滑，造成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擠壓了國內有效需求，增加了遭受外部沖擊的風險。當前外需環境的惡化，恰恰證明過度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難以持續。然而，危機總是與機遇并存，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分析說：“在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下，我們的出口會有所下降，但這正是將出口導向型增長轉變為內需拉動型增長的大好時機�！�

　　從更深層面看，與投資和出口相比，消費才是最終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經濟學家沈明高日前表示，“防止經濟大幅度下行甚至硬著陸的惟一安全途徑是刺激消費�！敝袊�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室主任張曉晶認為：“不論從當前還是長期看，只有把重心移向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上來，才能增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增強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那么，我國的消費潛力目前究竟如何呢？應當說，當前消費潛力很大，但其增長受到收入增速減緩、財富效應減弱、房地產不景氣等多重因素的制約。統計顯示，三季度我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比上季度回落0.3個百分點。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看到，近階段國家密集出臺了暫免征收存款利息稅、大幅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和糧農補貼、降低住房交易稅費和住房貸款利率等措施，這些無疑將增強消費者信心，并刺激居民消費需求。

　　往長遠看，基礎設施其實已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不足，才是制約經濟社會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民生領域的投資應成為未來投資的重點。專家進一步建議，政府應切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住房、醫療、養老等社保體系，統籌解決影響居民即期消費的體制性問題，以減輕和消除居民擴大消費的后顧之憂，使人們愿花錢、敢花錢。

　　對企業來說，當前的危機同樣也是其進行生產布局和產品結構升級的契機。格蘭仕總裁俞堯昌說，前些年資本市場火爆，不少制造企業把應該投資實體經濟的錢大量投向股市、樓市，在經濟危機中損失慘重，如今的事實證明，穩健經營更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中華職業教育社副理事長馬國湘認為，發展創業型經濟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前提，同時也是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根本途徑。

　　事實上，有不少企業正積極面對危機，著力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大市場開拓力度。萬和集團執行總裁葉遠璋說，有效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的關鍵在于掌握核心技術，實現銷售結構的升級。同時，企業也應當明了，善變是基本素質，面臨倒閉潮企業完全可以隨機應變，從金融危機中看到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據了解，部分企業已經多管齊下，選擇多路“突圍”。如福建晉江的不少鞋企及時調整出口結構，原來大多接美國訂單的現在逐步轉戰歐洲，對歐盟國家出口增長220%。雖然出口的批量、總數有所減少，但平均價格反而提升了10%以上，出口鞋的單價提升了13.4%。

　　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其在促進結構調整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為。我們知道，近段時間以來，長三角基于傳統制造業的競爭力正在被不斷削弱，當地一批制造業企業處境艱難，但是，滬、蘇、浙三地政府不是“靜觀其變”，而是在危機中尋覓機會，把發展服務業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以此作為推動經濟轉型的新平臺。據了解，上海正以世博會、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為抓手，在努力發展高端服務業；蘇浙兩省則以為制造業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培育服務業發展高地。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終結，但畢竟中國是個內需市場龐大的國度。我們看到，中央已經果斷出臺“國十條”，并適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各地政府部門也紛紛出臺措施盡力幫助企業解除困境，因此，當前正是產業經濟和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良機。如果能把握好當前的契機，順利實現結構調整，使我國經濟增長步入以消費內需為主要推動力的軌道，那么，我們不僅能從容應對危機，更能為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較快發展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