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上市實例

　　東京，1994年3月的一天，孫氏父子做出了改變公司經營方向的決定。圍繞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的公開上市問題，孫建業和兒子孫大倫已經論證了好幾個月。這家以香港為基地，從事攝影產品推銷業務的公司是孫建業在1968年創立的。
　　公開上市的想法醞釀了十年，但最近一年才進行實質性思考。經過無數次討論，兩人一致認為，通過首次公開發行新股（IPO）改組家族企業，是恢復公司生氣，迎接中國市場挑戰的一條路子。

　　決心

　　25年來，孫建業和孫大倫已在競爭激烈的攝影產品分銷市場上占據了主導份額，這是該公司的主要業務。僅他們一家的分銷網已使富士膠卷在香港和中國市場處于主導地位，超過了主要對手柯達。1993年，該公司占香港、澳門市場的50％，中國市場的48％。

　　期間，他們在香港、澳門建起了擁有368家零售店的分銷網，專用富士相紙和化學液，即著名的富士彩色專場店計劃，這是他們在分銷中的王牌。

　　但是，盡管他們在中國已依靠一步（占總營業額的68％），孫氏父子仍感到觸及冰山一角，因為膠卷銷售停留在每百我每年才5.3卷，而日本是230卷，美國則是350卷，差距甚遠。

　　過去兩年，他們在中國的收入已停止增長。要擴大市場，就需要改進分銷系統，在中國建立一系列合資公司，以及套用香港模式建立富士彩色專場店計劃。

　　公開上市一方面可以籌措所需資金，但同樣重要的是，股東對收入不斷增長的要求，可望成為重建公司的動力。

　　孫大倫說："我們面臨一個抉擇。我們本可以說錢賺夠了，該收山了，但看到中國飛速發展的前景，看到它正處經濟繁榮的關頭，就決定抓住它。所以我和父親飛去了東京。"

　　富士公司總部座落在東京繁華的六本木區，多年來孫建業是這里的常各，常與富士董事長大西實先生會面。

　　但這次會面非同尋常。這家香港公司推銷的膠卷和攝影產品有98％來自富士，很明顯，沒有這家日本攝影產品巨頭的支持，一切都無從談起。

　　實際上，孫建業無需擔心，大西實深知，這位香港分銷商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和證券市場對他的約束，對富士只有好處。況且也有先例可循，富士在印度尼西亞的分銷商P.T. Modern就已經在雅加達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了。

　　所以大西實說："這樣一來，你們得比以前更努力工作，因為你們要面對股東了。"

　　每一項業務都有其決定性的時刻，對通過公開發行脫胎而來的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來說，東京會晤顯然屬于這種時刻。

　　準備

　　有了富士的支持，又符合香港證券交易所的標準，艱巨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擺在孫大倫和他年輕的經理隊伍面前的，是用六個月的時間完成掛牌前繁瑣的準備工作，再用三個月時間，學習掛牌亮相后公眾公司的規矩。

　　絕大多數新上市公司至少需做一年準備。孫氏父子只給自己不到六個月時間，因為他們想根據香港證券交易規則，使用1994年3月的財務結果。

　　孫大倫在集合隊伍方面分秒必爭。他委托獲多利財務顧問有限公司（現匯豐企業財務有限公司）為發行保薦人，委托 士打律師行為法律顧問，公司現有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上市的會計工作。

　　準備上市發起書所涉及的文件數量之多，出乎他的意料。每一項聲明都須經過這支隊伍的每個成員核實，這必然導致大量的無效勞動，孫大倫感到其中的一些工作是上市制度的弊端，這些事情又額外吞噬了管理隊伍的大量時間，生出許多專業費用。

　　此外，有些必需的證明材料檔案里沒有。孫大倫說，"比如，我們要證實自己是香港首家推廣多種型號膠卷的公司，為些我們只得從舊報紙上收羅廣告以資證明。"

　　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總部座落在香港的衛星城荃灣工業區，員工們日夜加班準備這些材料。然而，由于證券交易的規則要求，誰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做這些繁重的工作，這在公司內部滋生了某種不安定感，因為作為一個公司，最好采用公開化管理。

　　直到宣布上市那天，總部的200名員工齊集在公司的培訓室，才被告知這一重建公司的計劃。
公司員工購買了10％的公眾股票，孫大倫說："宣布公開發行后，我們認為大家應該分享信息，集中思想。我們一貫主張員工更多參與，使他們感到自己是公司大家庭中的一員。"

　　然而，由于上市工作極為倉促，失誤在所難免。孫大倫尤其是感到他和他的管理隊伍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做準備，解答投資團體和金融媒介關注的問題。

　　孫大倫說："在與新聞媒介、投資機構和基金經理打交道方面，我們沒有一點經驗。我懂自怎樣搞好我的經營，便不善于理解他們關心什么。新聞媒介提出的一些問題很淺顯。他們關心的一些事情在我們看來一目了然，根本不成問題。"

　　"回顧起來，由于我們是香港上市市場唯一的這種類型的公司，許多人對這一行不了解，所以我們本應該在解釋工作上花更多時間，現在我們能做得好一些。"

　　香港麗嘉酒店的底層宴會廳，是舉辦投資推介會的熱門場所，因為它離城內絕大多數經紀公司和基金管理辦公室近在咫尺。那天，中港照相集團有限公司的推介會雖然盛況空前，但反響平平，只有一個人提出問題。

　　上市前的媒體報道更令人沮喪，經過1993年到1994年上半年的過濫上市后，香港市場對公開發行日益厭倦。反映在媒體報道上，他們窮糾公司單一供貨渠道，并基于前三年的利潤停滯不前，認定發展潛力有限。

　　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的股票在1994年9月19日掛牌，股本總額為18億港無（2.38億美元）。開市當天，股價從1.8港元（0.23美元）滑至1.53美元（0.19美元），10月中旬更跌到最低價1.34港元（0.17美元）。

　　上市之后

　　掛牌后，公司開始了公開發行過程的第二階段工作：與投資團體打交道，展示推動業務發展的因素。公司決定向主要投資者提供一系列可信而連貫的信息，將自己與香港市場其它新上市公司區別開來。

　　它委托一家企業事務顧問公司，幫助策劃宣傳戰略。還準備了一個幻燈推介會和其它一些宣傳材料，來宣傳公司。目標是通過集中宣傳公司賴以超越對手的管理和營銷長處，在公眾中樹立信心。對于一個過去只懂推介產品而不會推銷自己的公司，這是嶄新的一步。

　　高誠證券在證券投資方面獨樹一幟，專門發掘股價偏低的二線股的投資潛力。在接受中港照相的委托之后，它很快就在日本為該公司展開了宣傳攻勢。10月份，公眾對證券的興趣重又抬頭，但公司發展業績的證明，卻要等到12月份，即其作為公眾公司的第一份中期財務報告面世。

　　孫大倫在中國會所為金融分析家舉辦了非正式午餐會，席間他宣布預期利潤增長可達38％。

　　先前對此次發行看法苛刻的《南華早報》，在第二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最近的許多發行都是毫無價值的垃圾，理所當然地被市場無情地拋棄了。其它一些（如中港照相）則一度無辜愛到牽連。"《南華早報》和《亞洲華爾街日報》都把報道的焦點集中到了公司在管理上的長處及其在中國市場的廣闊潛力。

　　1995年1月中旬，股市復蘇，恒生指數比公司掛牌上市勁升了20％。此時距于富士公司的東京會晤已經過去九個多月，孫氏家族的攝影產品分銷公司終于成為一家公眾公司。到1994年12月，已有234家零售店簽約，成為"富士彩色專場店計劃"的成員，提前完成了在中國擴展分銷網的計劃。得益于在中國的強勁增長，1994年全年銷售額達9670萬港元，比上年增長27％。

　　而對孫大倫而言，公司內部員工態度的變化與股票的表現一樣非常令人振奮。"現在我們的目標更加明確了。以前，人們只關心年終，而現在，他們關心每個月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