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識才用才智慧

 《道德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是一門學問，“得人才者得天下” 能否任用賢能是判斷一個國家和企業前途命運好壞的最根本的依據。中國古代有著豐富的察人智慧，積累了豐富的如何識人用人的理論和方法.還出現了專門用來鑒別人才、選拔人才的理論專著《人物志》。

關于識人、用人理論探討的主要代表有：

《人物志》與御人之術

《人物志》是唯一流傳至今的中國古代人才學理論著作。該書詳細介紹了如何從形貌神態、言談舉止、為人處事等方面鑒別人才，并對鑒別中容易出現的失誤及其原因進行了深入探索。

李世民《貞觀政要》論明主之用人。

李世民論選賢、任官方法：“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梁，短者以為拱角，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有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將無棄才，明主無棄士。”

李世民的人才觀：人皆有才，非才之難，所以識才、用才之難也！就是說真正懂得用人的人眼中沒有不是人才的人，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關鍵是要怎樣用好各種各樣的人才。

關于怎樣識人、用人方法的論述按照時間順序依次為：

姜子牙《六韜》“選將”篇中的“八征”

所謂“八問”，《六韜》在《選將》一章中說，“知之有八征：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征皆備，則賢、不肖別矣。”這段話的意思是，“知人可通過八種辦法實現：一是直接問他話，看看他的言辭表達能力；二是追問他，看他的應變能力；三是悄悄在他的身邊放間諜，偵測他的忠誠度；四是明知故問，看一看他誠實與否；五是多給他錢花，看看他的廉潔情況；六是送他美女，看看他的貞潔情況；七是告訴他突然事變，看看他的勇氣；八是讓他喝醉酒，看看他的真實情態。這八種方法都一用，就知道他賢能與否啦”。

春秋戰國的經典御人術

春秋戰國，英雄輩出，一時多少豪杰。

戰國時魏國丞相李克為相“五觀”

所謂“五觀”，即《史記·魏世家》記載李克答魏文侯薦相的依據：“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用現代漢語來解就是說：在一個地方住著，看他親近什么人；富有了以后，看他將錢給了誰；顯達以后，看他推舉什么人；地位低下的時候，看他不做什么；沒有錢的時候，看他不取什么。根據這五條，就可以確定誰可當丞相啦！

《莊子·列御寇》曾借孔子之口提出了九種鑒別人才的方法——孔子識人“九征”：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意思是說，派一個人到遠處工作，就可以了解他是否忠實；讓一個人在身邊做事，就可以觀察他是否恭敬；在復雜的情況下派一個人去處理事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能力大小；突然提出一個問題讓一個人回答，就可以了解他的智力高低；在緊迫的情況下與一個人相約，就可以考驗他是否守信用；放手讓一個人去管理錢財，就可以看出他是否貪心；告訴一個人有危急情況，就可以觀察他是否有氣節；讓一個人喝得酩酊大醉，就可以看出他是否遵守規矩；讓一個人在男女混雜處居留，就可以觀察他是否好色。總之，只要掌握了這九種知人之法，就一定能夠洞察人們心靈的秘密，分辨出誰好誰壞和誰是誰非。

《呂氏春秋》季春記第三之論人道：

賢主先圣識人用人需外考內審，外考要八觀六驗，內審用六戚四隱。所謂八觀六驗“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所謂六戚四隱，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四隱乃“交友、故舊、邑里、門郭。”用現代語言解釋，通過外觀內審才能考察一個人是否真的德才兼備。

《三國中的識人用人之道》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三國是英才輩出的年代，整個三國的歷史就是各路英雄互相較量的歷史。劉備三顧得孔明，孫權慧眼識陸遜，孟德赤足迎許攸，這些經典的識人用人之道被千古傳誦。

具有代表性的是諸葛亮的識人“七略”。

一、“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 第一條是指，向對方提出大是大非的問題，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點。人的許多行為都是觀念的產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宗教徒，也無論是科學巨子還是軍事間諜，都可以忍受奇恥大辱與不白之冤。從這個意義上說，要了解一個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場、觀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含混不清、模棱兩可的人，決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這種人習慣于見風使舵，沒有定性，最容易在關鍵場合、關鍵時刻損害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

第二條是專門考察對方的機變或應變能力。自古用人的兩大鐵定法則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場上，除了有許多貪官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庸官。貪官害國，庸官誤事。在諸葛亮看來，在諸多智能因素中，應變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馬謖那樣的人，雖也有一些作為(如建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之類，被諸葛亮采納)，但畢竟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為官一任，理應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駕馭復雜問題的能力，這一切也只能是鏡花水月一場空。

三、“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

第三條是考察對方的見識。向對方提出方方面面的問題，讓他思考相應的計策，看他的謀略是否深遠，看他的見識是否獨特。古往今來，官場之上的爭斗是異常激烈的，這種爭斗不僅包括小人之間的勾心斗角，也包括正邪、善惡之間的大沖突、大對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因此，處在這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中，那些毫無計謀、遇事便束手無策的官員，即使有心向善，為上級解愁，為百姓排憂，也終究力不從心，無法左右大局。

四、“告之以難而觀其勇”

第四條是考察對方的勇氣。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還有一句話，叫做“邪不勝正”。缺乏勇氣的官員，別說懲惡揚善，就連自身也難保，又怎能坦然面對鄉親父老的期盼眼神呢？諸葛亮在重用一個人之前，常常人為地創造一個逆境，觀察對方是否具備足夠的勇氣戰而勝之。毛澤東同志說過：“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不管怎么奮斗，都離不開一股闖勁、一股勇氣。沒有敢趟地雷險陣、敢跳萬丈深淵的非凡勇氣，一切都無從談起。

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

第五條是向對方勸酒，待他醉后再觀察他屬于何種類型的人。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諸葛亮時代的文臣、武將常有因酒誤事以致違法斬首的例子。另一方面，酒后吐真言。要了解一個人，特別是一個酒徒，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時候。真正的大丈夫，酒醉之后依然慷慨激昂，比如岳武穆“怒發沖冠”、“直搗黃龍”之類的神態言辭就是這樣。而戴著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飾自己的內心世界，也往往在酒醉之后將卑鄙無恥的靈魂暴露無遺。

六、“臨之以利而觀其廉”

第六條是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誘對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官、廉官，而非昏官、貪官。看人既得看關鍵時刻，也得看平時，兩者缺一不可。有些官員不愿也不敢貪小錢，思想深處還是認為“不值得”。這種官員實際上也很危險，一旦他人賄賂一點“大錢”，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事實證明，經受不住金錢誘惑的人，不可能成為利國利民的清官，反而會危害國家利益、損害政府威信、傷害百姓感情。

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第七條是與對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說到做到，是否講究信用。中國人信奉一點，即“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說話不算數，就不值得別人信賴了。這一條雖然細小，實際上舉一反三，也可以這樣理解：關鍵要看一個人言行是否一致，說的是否想的，做的是否說的。諸葛亮的七條用人之道中，第一條就考察對方的觀念、志向，最后一條則考察其行為、信用，這是大有深意的。因為人完全可能說假話，許多惡人、貪官可能比誰都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卻狼心狗肺、無惡不作。所以，還得考察其做得如何。聽其言，觀其行，這才是高明之舉。

諸葛亮的這七條用人之道，給我們各級領導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用人策略。一個正直、善良的官員，一個不為自己牟取私利的官員，在用人時一定要多方考察、反復考察。民主選舉的制度理應逐步深化，因為“依法治國”是大勢所趨。但在現階段，在“依法治國”還難以完全實現的今天，每一位有歷史責任感的官員，都應本著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責的態度，選好官、用好官。在這里，我們應該向諸葛亮學習。

傳奇皇帝朱元璋治世之道與御人之策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帝王，朱元璋胸懷韜略，深謀遠慮，善于駕馭戰爭，掌握主動權。在群雄對峙中，巧擇戰機，各個擊破。注重招賢納士，廣采眾議，嚴格治軍，完善軍制，練兵育將，強調將領要識、謀、仁、勇兼備。同時內致民生，外御諸戎，以其智慧和力量，締造了輝煌的大明帝國。

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馬背上得天下，對用人之道自然有一番獨到的見解。且聽他是如何說的：“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茍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于眾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原文gjjbjw.com）這番話道出了他胸中識人的原則。在與近臣的一次私下交談中，對這一識人原則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毀者，亦有獻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與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污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于幸進矣。問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為所毀；問小人于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后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曾國藩《冰鑒》中的經典識人、用人術

《冰鑒》一部縱橫中外的人才學教科書，一部關于識人、相人的經典文獻，是曾國藩總結自身識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傳世奇書，是曾國藩體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訣，它因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啟迪性和借鑒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視和喜愛。

曾國藩對用人概括為八個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廣收”，就是廣泛訪求、網羅人才。曾氏求賢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長一技者斷不敢輕視”。每到一地，每與人通信、交談，都懇求對方推薦人才。他常寫人才聞見日記，將所見所聞，分為“聞可”、“聞否”、“見可”三類。他的《無慢室日記》中，專設“記人”一項，記錄了一大批被推薦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遺余力”，反對以出身、資歷衡量人。曾氏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時極注意對僚屬才能的觀察了解，并從中發現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國藩說：“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廣，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謹慎，恪守“不輕進人”、“不妄親人”。為此，他高度重視人才的考察，提倡選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觀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對于招攬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長，盡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錄用，使人才大多能各盡其職。正是因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時無二。

“勤教”，就是善于磨礪、促其成才。曾氏認為，人才，特別是經辦軍國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礪錘煉出來的。李鴻章是曾氏的得意門生，咸豐十一年，曾氏率湘軍攻陷九江，李鴻章從鎮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卻借口軍務繁忙，竟然沒有相見，甚至在別人面前對李鴻章出言相譏。其實，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納李鴻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銳氣，磨圓他的棱角。這也是曾氏培養學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對李鴻章進行了嚴格打磨。李鴻章曾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糊糊涂涂，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如同有了指南針。”曾氏的苦心栽培，終于把李鴻章磨礪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嚴繩”，就是嚴加督責、清慎誠戒。曾氏律己甚嚴，“自立準繩，自為守之”，對待下屬也是嚴加督責，使下屬都能“循循于規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誠戒”四字對幕僚言傳身教，要求屬下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做起。對屬下的管教，能區別不同對象，不同對待，或者以勉勵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則是“揚善于公庭，而規過于私室”，體現出了高超的領導藝術。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2000多年前的一代才子賈誼懷才不遇，郁郁而終，蘇東坡著文稱其為“非才之難，所以才者自用實難。”雖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們的國家、社會多一些能夠識才、用才的伯樂豈不是不會出現這樣的千年遺憾了嗎？